论述类文本阅读之 课本相关（1）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19分)材料一：当下诗坛，同质化的平庸作品随处可见，好诗、大诗却屈指可数。诗坛很热闹，诗歌很寂寞。新诗似乎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艺术”，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标准的任性的“艺术”。其实，诗抒发的情感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以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才是优秀的诗人。诗歌史上的优秀诗人几乎都不是只热心守护自己心灵，总有家国情结，“心事浩茫”。诗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体验，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诗家语是一种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中国诗歌讲究“苦而无迹”，也就是高明的诗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写诗之苦传染给读者的，相反，诗人总是想方设法让读者最容易最轻松最愉悦地走进自己深邃的诗歌世界。诗人之苦带来读者之易。(摘编自吕进《必须重建写诗的难度》)材料二：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如果是放在星象图谱上来看，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阶段，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现代新诗则好比生长时期的“主序星”，尚处生长期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不断扩张，膨胀生长。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上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新诗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摘编自陈仲义《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材料三：胡适当时提倡白话诗，不赞成“抽象的写法”，提出要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出一种“逼人的影像”。他接受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意象派诗的现代影响，却丢掉了意象派主张的意象呈现而避免直白的追求诗歌现代性的灵魂。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学校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长篇讲演稿(《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第一次尝试用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用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这三种观念，去梳理中国古典诗歌，肯定了自《楚辞》开始，至李商隐诗这一脉系的象征诗的艺术价值和神秘美的意义。1926年，周作人反对新诗过于透明，像玻璃球一样，缺少余香和回味，提出了如何将西方诗的“象征”与中国传统诗的“兴”融合起来、寻找新诗发展道路的构想。20世纪30年代初，戴望舒提出这样的美学诉求：诗“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的传达应当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泄漏隐秘的灵魂”的“吞吞吐吐的东西”，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朦胧”以及“看不懂文艺”的争论，到80年代以来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对于那些更复杂更含蓄更富蕴藉的作品，由兴趣的单一而走向多元，感觉上由远离陌生而接近熟悉，审美上由不懂、拒绝而走向认知、接受，使自己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经过不断地熏陶和养成，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摘编自孙玉石《新诗十讲》)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A.艺术情感不同于原生态情感，诗人应热心守护心灵，注重家国情结，但个人身世情感不应入诗。B.新诗是充满活力的新“制式”诗歌，对其接受与评价，应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出发。C.材料一所讲的新诗的“无限自由”和材料二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两者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D.胡适提倡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影像”，所以他的新诗作品都应属于材料二中说的“老少皆宜”的一类。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A.古诗采用的是“字思维”，以意境为最高审美，如果新诗过于直白地表达，就会缺少蕴藉含蓄的灵魂。B.古典诗歌已趋于收缩，而新诗更具生长力，世界诗歌总体优势不该是评价参照，应看到新诗有自身的小传统。C.梁启超借鉴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肯定中国古典象征诗的艺术价值和神秘美的意义，周作人也有类似表述。D.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心态，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只有在新诗阅读中，才能提升自身审美能力。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3分)A.在古代，采诗和献诗是“知得失，自考正”的重要手段，学诗、知礼可谓是人生之大事。B.诗歌史是一部不曾停止的诗体的演变史，中国诗学传统并没有因白话新诗的出现而中断，而是得到了现代更新。C.新诗需要一套符合现代汉语特点的审美的、诗艺的标准，既要有别于古典诗歌，同时又要完全摆脱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D.古诗形式是先在的，要义是在自律中体现自由，而新诗形式有所创新，要义是始终保持住自由和自律之间的危险平衡。材料二关于百年新诗的评价，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述的？(4分)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整合材料中的观点，分析概括优秀的新诗应该具备的特点。(6分)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文学在社会中承担何种职能？它的功能和意义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恰恰意味着文学的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将广义的文学缩小到叙事文学的范围内来专门加以观察。小说在西方18、19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是个文学史特例，它并非历来如此。事实上，从《荷马史诗》一直到18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或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与音乐和绘画一样，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蛰伏于宗教和权贵的巨大阴影之下。同时，文学的社会性内容也受到一定的压抑，对世俗生活的记录或对个人经验的描述尚未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作品中个人经验的呈现和表述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下展开的，同时与集体和社会的经验难以区分。悲剧的发生总是与不可知的命运、必然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薄伽丘和乔叟的写作表明悲剧中的上帝形象开始向世俗显贵人物转移。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描述，悲剧的重点已经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世俗社会的“成功与失败”，而“命运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主宰着悲剧的最终和解。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对于世俗经验的描述的比重进一步加强，悲剧发生的动力从命运的逻辑和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个人选择性的行动，特别是这种行动在道德上的过失和瑕疵。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它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在欲望受到挫折时，在遭遇生活中的巨大不幸或失败时，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文学中就有了超越现实的创作。只不过，这种超越往往是象征性的，是作为一种代偿的机制而出现的，不可能获得理性的证明。和宗教活动一样，超越的途径是一种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在西方悲剧常见的形式中，威胁的解除和欲望的满足都由于最后上帝的出现或暴力政权的更迭而获得解决。在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代偿性安慰机制的重要性。在假托谢赫拉扎德讲述的故事中，不管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如何充满凶险，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挫折、失败和幻灭，到最后，绝大部分结尾总是以和解结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夸父逐日的结果显然是悲剧性的，但夸父被烧死之前所投出的手杖却变成了一个森林，因此这种失败未尝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胜利。问世于17世纪的《聊斋志异》为我们考察这种超越机制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什么《聊斋志异》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非江南，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陈寅恪的解释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压抑的结果，从而假托于狐女灵怪，对自身的经验和欲望进行宣泄、超越。而在晚明时期的江浙地区，由于地方丝织品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繁荣，特别是当时社会名流生活风习的政治性空间已有了相当自由度，文人雅士已经可以在世俗社会中与那些“狐女”（比如柳如是等人）自由往来，不必像蒲松龄那样假托于梦幻了。1